《啊摇篮》编剧王茜丨不出演角色，她实现了舍小我成大爱

Original 四味小小编四味毒叔 2022-04-18

■ 本期轮值毒叔 ■

■诸葛奇谭·谭飞■

以下为采访节选，完整内容请点击视频观看

在今天文章开始前，想请大家花3秒帮忙做一件事：

1、点击顶部蓝字“四味毒叔”

2、进到公众号主页后再点击右上角三个点

3、设为星标

感谢您的支持！

一

《啊摇篮》以创新视角孕育新生

谭飞:Hello，王茜老师，欢迎再次来到《四味毒叔》。我知道你现在在外地，所以我们今天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一起聊一聊电视剧《啊摇篮》。最近此剧在多家卫视平台热播，而且它反映的是战时女性的一个特殊题材。你是如何想到把这一特殊题材拍成电视剧的？

王茜:是这样，在2008年上半年，我们刚刚完成《重案六组》第三部的拍摄。那时候刚好完成100集的《重案六组》。我当时有一个职业梦想，我特别想拍警察、医生和教师这三种职业，我想每一种职业都拍100集，作为系列剧、行业剧。

谭飞:有这样的情怀。

王茜:对，那时候我女儿刚好一岁多，由于母爱爆棚，我特别想为她做点事儿。现在有一个词叫人类幼崽，恨不得扑上去呵护他们，我甚至都不想干影视行业了，想开一个幼儿园，并且想要去拍一个关于幼儿园的故事。当时没有说拍幼儿园故事，咱们警察剧拍得差不多了，是时候拍一个老师的题材了。正好2009年是建国60周年，徐导就说，“你别拍老师的题材了，我给你一个题材，你看能不能做。”我说:“什么题材？”他说:“《啊摇篮》。”我小时候看过那个电影，我说，“你是让我演祝希娟那个女八路的角色吗？”他说不是，那个电影是编的。他自己本人就是《啊！摇篮》里边的孩子之一，他爸爸妈妈当年被总理召回来，参加新中国建设，第一站到达的是延安，就赶上了延安大转移。因为在他很小很小，还在襁褓中的时候，他妈妈就被派到托儿所担任秘书，并跟着托儿所一起转移。后来他有一些延安娃娃的朋友，经常说延安的故事，所以他在1979年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就是给谢晋导演写的《啊！摇篮》。其实刚开始我对这个题材没有太大的感觉，但是那些娃娃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比如方超，还有亮亮拿红玻璃片，马晓晴演的小保育员湘竹，在孩子眼里她是大人，大人眼里她是孩子。我说要完成一个电视剧的量，这个电影不够。导演说没关系，咱们团队要做行业剧，例行惯例，要先下生活采访。我们说那就采访几个当年的延安娃，听一听他们讲讲这个故事。所以，后来我们就联系了延安儿女联谊会，通过这一采访和深入接触，我们才发现这个托儿所在1939年成立，如果是2009年，它恰好是建所70周年，正好是共和国成立60周年，而且这个托儿所原来叫中央保育院，最初有7个孩子，就是中央领导7个孩子组成的这样一个托儿所，到四几年，我忘了是1942年还是1941年，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，我就觉得太有意思了。

谭飞:洛杉矶，国际托儿所。

王茜:对。曾经的那些娃娃们，现在已经是耄耋老人了，我越听他们讲述当时的故事，尤其是所长丑子冈，我越觉得和她有一种灵魂上的共鸣，她的所思、所想、所作、所为我全懂，我说咱们就以丑子冈的这条线写一个剧本，既是幼师题材、老师题材，又可以给共和国60周年献礼。就这样，我们把《啊摇篮》给写了出来，而且导演他身边的一些朋友也都希望他把这个拍出来。于是我们就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边创作边采访的过程。

谭飞:王茜姐，我们都知道这是由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，是有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原貌。作为一个电视剧，它在真实性和戏剧性上可能需要寻找一种平衡，你是怎样去做到这种平衡的？

王茜:其实这也是一边采访一边创作的结果。最开始我们也是编了一堆人物的名字，比如女主演谁，男主演谁。后来导演就突然说:“我觉得这个戏咱们得用真人、真名、真事儿。”但是影视作品，尤其在审查制度当中，如果全部用真人、真姓、真事儿，非常非常难。其实现在电视剧所呈现出的形式也是当时徐导定下来的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些珍贵的采访素材运用到电视剧里，基本是当年的亲历者口述历史。所以我们没办法改这些人的名字，比如第一批的七个孩子，毛主席的女儿毛姣姣，傅连暲的女儿傅维方，李铁映当时叫罗小金，陈正人的儿子陈小胖，谢觉哉的女儿谢定定，包括被他们救活的贾拓夫的女儿贾莉莉。如果这几个孩子被改成其他名字，我觉得真的会失去当时震撼我们这些编剧的那种力量了。所以，我们就决定要用真实的故事、真实的姓名，然后把十年间延安的重大历史事件全部串起来，一边采访、一边定出来的这样一个剧作的模式。现在看来，其实这个电视剧还是以真实的力量在感动人。

二

剧本历经13年：凡心所向，素履所往

谭飞:茜姐，你自己琢磨最多的一个人物是谁？你为什么要灌注那么多感情在他身上？他最后的角色呈现你满意吗？

王茜: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由我来演丑子冈，所以我对丑子冈这个人物倾注了我全部的心血，她说的每一句话基本上都是我演了无数遍的那种感觉。

谭飞:但是你为什么最后没选择演？

王茜:我岁数大了。那时候我说如果在10年前拍，没准我是丑子冈，海清是唐素素，但是现在我都50多岁了，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才36岁，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，把这个戏一放就放了13年，在建国60周年的时候没有献出去，建国70周年的时候，也没有献出去，但是现在献给了建党100周年，整整13年。我是觉得这个没办法。

谭飞:从刚才这个细节，我们听得出茜姐自己的真实内心。其实现在很多中国的演员也能够老扮嫩，好多人对此都趋之若鹜。但是，从你说丑子冈36岁开始，你觉得有年龄差距的时候，你不愿意演，是不是保持真实感是你心中的第一大任务？而不是你要去当演员，因为你本身是演员，还是编剧又是制片人，但你这次没演，是因为你觉得艺术质量是第一位？

王茜:其实，这也是挺纠结挺难过的一个过程。无论是我还是我们这个团队，都希望能够把这个戏尽快地拍出来。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真是信心满满的，要把这个剧献给建国60周年，但是我们2008年下半年动手的时候，已经有点晚了。2009年就是一边采访一边出剧本，虽然进展地很顺利，但还是没赶上。其中有多种原因:一个是时间来不及了；另外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时的市场，那个时候有一些新闻说某些演员参股了某些影视公司，一夜之间变成亿万富翁。标志是什么？标志就是资本进入了整个娱乐圈。大家资本它就要有一个衡量，什么赚钱拍什么，什么能把利益最大化。但是一过了2009年这个坎反倒无人问津。所以导演也挺着急的，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得养活工作人员，得吃饭。当时我们都已经建组了，服装、道具、看景整个全都做完了，咔嚓，就宣布暂停了。暂停之后导演也很难过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马上得找一部戏拍。海润公司领导就说，那就接着拍《重案》。我们2009年下半年做《重案》第四部的剧本，半年就做出来了，2010年就把《重案》第四部拍出来了。拍出来之后，导演还想拍这个（《啊摇篮》）。他一直找人斡旋，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带着一群娃娃进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故事，现在刚过了大庆60周年，不是拍戏的好时机。2010年我们把《重案》第四部拍完，2011年、2012年还在运作这个事，后来在 2013年我们又拍了一个《急诊室故事》。其实每一个戏都是在给《啊摇篮》做铺垫。我们心里都想拍《啊摇篮》，但是没办法。导演说先把这个拍了，咱们再说《啊摇篮》的事情。

王茜:《急诊室》拍完的2014年徐导就去世了，这让我挺难过的，我说要不再弄一下《啊摇篮》。期间，也就是在2017年，我去拍了《天下无诈》。2017年年底的时候，有人就跟我说，“我记得当时有很多采访那些老革命的素材，能不能给我们看看？”我说版权不在我这，后来他们几经周转找到当时拍摄的人，找到其中的一个老师，他们纪录片公司就把版权买过去并看了这些素材。虽然他们不认识我，但是看完之后他们就给我打电话，说，“茜姐，这要拍成电视剧多好，要不我们拍吧。”我说剧本我早就写出来了，但是没有人拍，我说你不要啃这块骨头，这事已经变成我心口的一个。

谭飞:一个痛。

王茜:一个雷区，一个不能触碰的东西。我就问他，“你为什么要动纪录片？”他说我们要为2009年做准备，献给建国70周年。我突然才意识到，这份礼拿在我手里已经快10年了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，让我重新开始审视这个事情。当年努着劲想拍这个，是因为我可以演，我可以写，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一点事情。但是我问我自己，“10年之后，你已经没有市场了。”正如海清有一次在大会上说的那样，我会变成没戏可演的中年女演员。“再努劲弄这个戏为了什么？我能够为这个戏做出多大的牺牲？我到底为什么再重新把这块硬骨头啃起来？”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去了解了一下当年我采访的这些人的情况，这一下弄得我心里特别难过，不但徐导去世了，左太北去世了，付维方去世了，梁国欣去世了，席毛去世了。我经常跟他们来往的这些，我采访过的这些人物都走了，包括周桂枝，当时我亲自去长春采访她的。周桂枝的孙女给我打过电话，问，“你们这电视剧什么时候才能拍出来，我奶奶都走了，也没有看到你们这个戏。”后来我就想我要为这些人，一定要把这份礼献出去。10年了，我太无能了。他们对延安的感情，对祖国的感情就这么砸在我手里了。其实是一个从“小我”变一个“大爱”的过程，从一开始就纠结着自己一定要演这个戏，到最后我突然间就放下了。也许一个剧一个命。我前面奋斗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，从2008年到2018年。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，我见了贾轶群，我说我有一个献礼片，想要献给建国70周年，这份礼在我手里拿了10年了，没献出去，我说我很丢人也很无能。她说写什么题材，我说叫《啊摇篮》。她说这个项目我听说过，当时她就想找这个项目的原创。我说如果你想拍的话，我能把版权买过来，然后咱们拍，她说:“好啊，那拍吧。”我说你可想好了，这个项目我弄了10年了，剧本都没看，你就说要拍。她说:“没问题。你交给我，我来做总制片人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为了这个戏更好，你不能演。”我说没问题。

谭飞:你们俩都挺干脆的。

王茜:我们两个的对话就是这种节奏，我们两个女人完全就像丑子冈碰到了沈元晖，一心为了托儿所好。

谭飞:嘁哩喀喳的就定了。

王茜:因为我这十几年当中遇到的投资人，包括在央视这个项目都几进几出，责编都换了两三个人，大家都很有热情，但是这事就是很难推动，所以，当她一开始说做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太当回事儿，但是我觉得她很爽快，OK她来做，因为我知道她做制片人，发戏能力很强，陕文投的，根又在陕西，所以我说好，而且她说了你不能演，我就觉得很直截了当，不太像以前的投资人在那磨叽，想让他们自己人来演，但是就不好意思说，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会成。

王茜:接下来贾轶群做的事情让我觉得这事就成了。为什么？一个月之内她把所有的版权合同、剧本合同全部都做好，开始组织人，围读剧本。不是说演员围读剧本，而是请了一位导演。贾轶群说，“姐，你把改编的人选定下来，我把这个项目给了几个编剧，他们都不敢接。”后来贾轶群就很认真地跟我说姐你必须得自己上手，我说我知道重写剧本有多难，你意见多吗？她说不多，咱们改吧。我一听不多，改！终于听到一个要改动不多的。后来我才知道掉坑里了。整整7天，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，把37集剧本一场戏一场戏地读一遍，每一场戏她都有意见。后来我跟她说，这个改动量太大了，等于推翻了并加进来一个唐素素这个人物。目的是为了让厚重的历史感有一些新鲜的、青春的、跳跃的、反差的东西，要加进一个上海来的大小姐，然后呈现她的成长，和丑子冈情同母女的情感。几乎是重写了。后来我想，完了。我当时又惊又喜，惊的是献礼片又黄了，按照这个修改量2019年肯定拍不出来。但喜的是她做事儿非常认真。后来她说:“没关系，姐，如果2019年拍不出来，咱们献给2021年建党100周年。”这让我茅塞顿开，一下子就豁亮了。而且我不再纠结一个小我，一定要演；我整个人变得神清气爽，完全是一个编剧的状态。在把每一场戏重新梳理一遍的时候，我心也比较平和，到底哪场戏应该给沈元晖，哪场戏应该给唐素素，我也尽量地在争取，尽量保留真实的人物。等到定了林柯导演之后，我们又重新读了一遍剧本，等于我们用两个7天读了两遍剧本。然后根据林柯导演的意见，我们开始正式改剧本，从2019年的年底改到2020年结束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我交最后三集剧本的时候是2020年的9月1号。然后他们10月底开机的。

谭飞:这个剧本弄了13年，我看你微博上说的，从头到尾改了很多稿，到现在最终呈现版本跟最初的版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？

王茜:新版把丑子冈的家庭生活和爱情进行了清晰地梳理。我觉得贾总的那话是对的，她说，你要让现代人要产生共鸣，最起码要知道这个人她的感情生活是什么样的，她到底是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样的。因为可能有很多人真的不太理解那个时候，人为了革命，为了公家可以牺牲掉自我和个人的所有的一切这种信仰和情怀，现在小孩真的不能理解。

谭飞:非常有力量。

王茜:对，还有人在说，这些熊孩子把保育员打了一顿，大家都觉得不能这么惯孩子，为什么这么惯孩子？！我一看我也很无语，我说天呐，你们现在能坐在电脑前吃着零食，吹着空调，敲敲键盘，随便在那吐槽的这种幸福生活，是这些娃娃的父母抛头颅，洒热血换来给你们的，不宠他宠谁？这些孩子真是宝贝，而且这些孩子好可怜，有的人一辈子没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就管保育员叫妈妈。原版的剧本更注重史实和纪实，而现在增加了很多好看的东西在里面，比如唐素素这个人物。也有人在微博上说她太浮夸。观众眼怎么那么尖？我们当时定位的人物性格，就是浮夸。因为原版太瓷实了，大量的历史细节和真实人物之间的那种咬合太瓷实，我们想在2021最后这版里，加进来唐素素这样一个上海来的大小姐。本身她这个人设就很传奇，跑到延安去寻夫。其实说她是大小姐，她的身世命运又很悲惨，在家里完全不受待见，都视她为空气，很可怜。她是那种外表非常咋呼，却总是掩饰自己不被关注的小心态。我就是要浮夸，要她那种青春的气息迸发出来。

三

女演员的大龄危机也是决胜王牌

谭飞:你觉得从事演员的职业经历，对你当编剧有什么帮助？因为很多演员都转移当导演去了，很少回来还当编剧的。因为演员毕竟是幕前，现在是要到幕后，谈谈这个转变。

王茜:就是中年女演员没戏演了。

谭飞:那是不是你今天上了《四味毒叔》，还是可以呼吁一下那些制片人和导演，如果有戏找王茜还是可以的，不是说你彻底就不当演员了。

王茜:我觉得演员要演合适的角色，也可能我将来会演一个奶奶、姥姥。是在你这个年龄段里面找你合适的角色演，没必要勉强非要怎么样。其实我一直是一边演戏一边写剧本。我的整个一年的时间，一半在写剧本，一半在当演员。再说说海清那个呐喊，在我拍《重案六组》的时候，我已经32岁了。其实我那时候面临的职业危机和心态，跟她呐喊的时候挺像的。如果认识我的导演都不用我，根本就没有人找我演戏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不会站到台上呐喊，但是我想，我要自己给自己写戏，我自己拍，所以就拍了。

谭飞:我听明白了，其实你那个时候解决中年危机的办法，是自己给自己写戏，是这意思吗？

王茜:在《重案六组》之前我也写了几个剧，都是别人拍的。《重案六组》我是一直全程参与编剧的，一直到第四部。做了编剧后我真的知道这些人物应该怎么行动，怎么说话，然后怎么好看，至少我也是一个挺不错的演员，所以我知道丑子冈她应该怎么去做。讲出来的可能是很朴实的故事，但是我们要把它编出来，其实辗转腾挪比编非真实人物更难。

谭飞:可能作为演员做编剧，你脑海里永远有演员表演的时候应该走的路线、行为逻辑，它的合理性，比一般编剧会更重视这些方面，对吧？

王茜:对，当然还得有编剧技巧，这个就是一般演员不知道的。编剧技巧是另外一回事儿，那纯粹是编的，跟表演没关。说到现在你还是在关注我是一个演员这个标签，其实现在这部戏无意当中成为了我的另外一个职业生涯的转折点，就纯粹。

谭飞:纯粹的编剧。

王茜:没有参与演出的编剧，纯编剧作品，是这样子的。

谭飞:你今后会继续做纯编剧，还是有表演邀约也参加？

王茜:没有人找我演戏，我就只能写剧本了。因为什么？其实写剧本非常难，除非你真的热爱和享受这个过程，一年两年写一个剧本，像我们13年改过无数次的稿子。我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职业编剧，我有很多自己的感性的东西在里面，所以我可能写起剧本来会更难，更不容易出戏。像很多业余演员演戏，演哭戏他是真的在这哭，演打戏是真的打。

谭飞:你完全陷入了你营造的文字氛围。

王茜:就没有表演技巧，相比做编剧，我还没有特别成熟的编剧技巧。职业编剧是每天就写4个小时或者每天就写8个小时。但是我到点该吃饭吃饭，该出去喝酒喝酒，我该会朋友会朋友。

谭飞:必须活在那个角色中，否则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王茜:所以，我就经常发誓再也不弄了，但是有时候碰到好的故事或者自己觉得弄出来一定会很有意思的，我还是会动心，以后没准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

谭飞:对，其实我明白，写作的快乐跟当演员的快乐是两种维度的。可能写作的快乐是完成后的作品呈现让你特别爽，但是过程会很累。而表演有时候使你在现场就能获得快乐。刚才聊了很多你做编剧的一面，下面还是聊一聊你做演员。我们知道2004年有一个电视剧叫《坐庄》，听起来都17年前了，这个角色让我印象很深，你演了一个风情万种的操盘手赵芹，当时这个角色出来，观众议论纷纷，因为那个时候季洁已经是国民警花了，你的正面形象极其深入人心，而赵芹跟季洁完全是两种人。你演完那部戏后有没有不同的感受？

王茜:因为我是职业演员，我还是想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。我觉得赵芹这个人物非常有意思，非常有创作空间。而且当时奚美娟老师在剧组，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我没觉得这个人物是一个反派，反而认为她是一个为爱奋不顾身，具有真性情的女子。从这点来说，我觉得我找到了人物共鸣。后来慢慢地经过这么10几年，我才被贴上国民警花的标签。那个时候还是想扩展自己的戏路，也不想被警察形象禁锢住。现在发现我这些努力是徒劳的，没有意义。

谭飞:大家只记住了《重案六组》。

王茜:对。没办法，这也是我一个职业悲哀。还好，现在还有一些影迷能记住我演的医生的形象。其实我也挺告慰徐导的，终于把《啊摇篮》这个戏给推出了，也完成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心愿。后来贾轶群做的一件事儿，也挺让我感动的。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个戏今年1月份才拍完，其实拍戏过程当中，我们没有再过多的联系，因为纪录片是我们提供的。突然有一天贾总给我打电话说:“姐，快快快，你赶紧把上字幕的东西告诉我，咱们这个戏马上就要播了！”我说，“还没做完怎么就要播了呢？”她说；“咱们这戏在过审的时候，在献礼片里面打了95分，是今年的最高分了，我不告诉你在哪个台播，但是现在很多家台都在抢。”我说:“你淡定淡定，别慌，有什么需要我要做的事情？”然后我告诉了她那段历史中人物的真实姓名，年龄以及职务。

谭飞:对，要准确。

王茜:在确认这个过程中，我跟贾总说，“我能给你提个要求吗？我没有别的要求，我希望给徐庆东导演上一个单屏的字幕，这个事是因他而起的，虽然他没有做什么，因为他去世了。但是这个戏的缘起是他，原来《啊！摇篮》这个电影是他写的剧本，是他亲身经历的故事，写的也是他们身边发小的这些事儿。”小贾说姐，你别说了，虽然片头只有一分钟的时间，但我一定给你挤出一个单屏的时间来，给你上总顾问、总导演徐庆东。我说这就够了，谢谢你。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，也是真的放下了心里一大块石头。这几天我在平息各种爷爷、奶奶的投诉。

谭飞:为什么投诉呢？

王茜: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他们会经常辗转地找到我的电话，质问我为什么给我妈妈的戏写这么少？为什么我给你讲的故事没有编进去，真跟小孩一样。

谭飞:说明他们很重视你这个作品。

王茜:对，包括像寇英娥阿姨他们家，我就不敢给她的子女打电话。老太太90多岁了，刚大病出院，现在她的家属特别怕因为看这个戏再出点什么事。她一半的时间在看，白天重播晚上播，剩下的时间就在给各路亲朋好友打电话，给他们讲当年的事儿。其实我就在想，这些爷爷、奶奶，他们小的时候真的豁出命打出了新中国，我们做晚辈的只是拍了一个电视剧，他们就已经很高兴，很满足了。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，为我们迎来了新中国，给了我们现在这样的幸福生活。到他们老了，其中很多人生活状态和条件并不是非常好，我们这些孙女或者是子女辈，就是拍了这么一个电视剧，把他们讲的故事给再现出来，他们就已经激动的不行了，天天发微信说“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又回到了红色的延安。”“谢谢你……”我觉得真的是受之有愧。其实我们就像小辈儿哄老辈儿高兴一样，你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，我们帮你完成心事，让你高兴。这件事我们做到了，他们都非常开心，非常激动。一开始第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做《大戏看北京》的时候，没有人去，都说岁数太大了，不愿意去电视台做节目，等到第二次北京台再做《大戏看北京》问谁去，好多人举手。

谭飞:都愿意去了。

王茜:还有人特意从加拿大，陈潭秋的儿子陈楚三，刚刚落地北京，就说我要去，我要讲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爱。采访的过程比拍戏的过程更宝贵，每一个问题都是我问出的并整理了采访提纲，我也不太会当主持人。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些素材会用到片子里边，我就是根据剧本所用的东西来问问题。我知道大概的年代的脉络，但是不知道细节。我记得每一个来的人，我们问的问题基本上都差不多。最后一个问题我就问的比较虚，比较形而上，我说“延安在你们心中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你们再回到延安，会对延安老区人民说什么？”13年前的采访到现在，每一个人的答案我都记得非常清楚。

谭飞:都一样的。

王茜:异口同声，都是一样的:延安在我心里是红色的，永远是我最快乐，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我对延安老区人们说:是你们养育了我们，你们是我们的再生父母。所以这个戏真的挺有意思，挺好的。

谭飞:祝贺茜姐完成了夙愿，也帮很多人圆了梦。

王茜:不是我的夙愿，我的夙愿是演丑子冈，现在我是帮这些爷爷奶奶叔叔大爷。

四

艺术源于生活，更应深入生活

谭飞:我觉得你是从小我变得大我，这也是一个夙愿，而且帮徐导完成了一个愿望，非常祝贺。最后我想请你给一些编剧一些建议，因为我刚才听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“采访”。现在很多人创作剧本的时候，可能没有像你这样下功夫，没有去实地采访，没有去采风，没有去深入地与当事人对话。你有什么建议给现在的青年编剧吗？

王茜:我不知道别人，因为我是比较笨，而且我写剧本是跟着徐导、徐晴，徐家军这个体系过来的，他们要求编剧是一定下生活的。像我们写警匪剧写得这么熟，即便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当了20多年警察，但是仍然是要下生活。今年我人在这边，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涉案题材的剧本创作暂时搁置了。我说你们一定要等我回去，我带你们下生活。今年和去年完全不一样了，案件类型和作案手段和破案的过程也全都不一样了。你编是编不出来的，当你编不出来的时候，其实编剧很容易偷懒。你脑子里没有素材的时候，就容易写那些水词儿。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:我们请编剧来，我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两个月的下生活的时间，有人会跟我说对不起，我没这时间。你不能说他对或者错，也可能他有别的选择。但是我要求跟我合作的编剧一定要下生活。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捷径。

谭飞:更有效率的一个作品。

王茜:因为你很容易就有东西写，并且写出来就很容易去吸引眼球。你手里是有干货的，你不会被资方叫去再反反复复地改。

谭飞:对。编剧不应该是二道贩子，应该深入生活。

王茜:对。包括后来我们《重案》带出来很多非常好的编剧。

谭飞:余飞老师最近也很火。

王茜:对，余飞参与了《重案三》、《重案四》，后来像夏蕾老师，姜杨老师还有申捷，原来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。

王茜:骨干力量，国华、马晓勇。如果咱们做一个像谭飞老师这样的一部关于采访人的题材的戏，要求哪怕拿出一个月时间下生活，这些人不会说不的，欢欣雀跃。

谭飞:欢喜雀跃，很认真。

王茜:真的是这样。

谭飞:还是要鼓励大家深入生活，因为所有好的作品都是建立在有尘土气、烟火气的基础上，越真实越有力量。最后也希望《啊摇篮》的收视越来越好，希望早日在大屏幕上再看到茜姐。

王茜:不会啦，我老啦，我中年女演员了，中年女演员跟大家说再见啦。

谭飞:你看美国的中年女演员很受欢迎的，中国慢慢也会这样。